当地时间5月20日上午，柏林地方法院一楼门外，自发前来旁听的人们沿着狭窄的旋转楼梯，一路排到了三楼。
黛西提前一个多小时就排起了队。她18岁移居德国，至今已生活了17年。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队伍里几乎全是年轻的中国女性，有人从汉堡、法兰克福赶来，甚至有人专程从国内飞来。“作为一个曾经被‘开盒’并被迫搬家10多次的女性受害者，我希望在这里见证他们的同类都受到应有的惩罚。”
旁听席仅能容纳30人，法庭一再超员，仍有数十人被拒之门外。柏林地方法院发言人莫里茨·莱曼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公众对这场审判的关注远超预期。
旁听席上的多数人与被告Zhiting S.素不相识。她们关注的是一个隐藏在加密群组背后的犯罪网络：2020年至2024年间，一个由多名旅德中国籍男子组成的犯罪网络，在德国多个城市针对华人女性实施系统性迷奸及拍摄性暴力影像。这个团伙核心群组据称由8人组成，以“德国老司机驾校”为代号，在加密通信软件Telegram的群组内交流作案手法，用暗语称受害者“汽车”，称下药为“加油”。
自2024年下半年起，此案多名中国籍涉案者在德国多地陆续受审，并被判处刑期。2026年2月，主犯张大鹏被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处14年有期徒刑，并附加预防性羁押；蒋中懿于同年4月在慕尼黑获刑11年3个月；Tong Z.在柏林被判5年9个月。同案成员许徐开元已畏罪自杀。
相关案件还延伸至德国境外。翁偲喆在美国被拘留，由洛杉矶警方与FBI联合调查。此前，邹镇豪已被伦敦刑事法庭以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两人都被认为和“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有关联。
Zhiting S.，是这场漫长司法追责中，又一个站在法庭上的人。
德国华人迷奸案的审判在德引发关注 AI插画/adan
“技术顾问”
中午12时，庭审正式开始。旁听者在安保人员指引下从后门入场。身着黑色法袍的法官与公诉人、陪审员从大厅尽头走入，庭审开始。
黛西注意到，Zhiting S.身穿黑色上衣，戴着蓝色医用口罩与黑色框架眼镜，坐在法庭左侧的透明玻璃隔间内，头发剃得很短。他眼神平静，没有任何表情。
在八人群组中，Zhiting S.是唯一具有医学背景的人。他本科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曾获“勤工助学奖”，后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获硕士学位，2021年来到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侵袭性癌细胞。
柏林检方指控，Zhiting S.在群组中扮演“技术顾问”的角色，利用专业知识，指导其他成员对受害者使用麻醉药物的剂量与方法。至少从2024年1月起，Zhiting S.就是8人群组的成员。他加入后不久，张大鹏就在群内直播了一段试图强奸一名女性的视频，但未能得逞。Zhiting S.随即在聊天中提供指导。聊天记录显示，他写下“服用两片药后，她就什么都记不得了”。
张大鹏的社交媒体页面 图/网络截图
根据检方指控，Zhiting S.2024年居住在柏林期间，在“德国老司机驾校”8人群中向其他成员提供迷奸药物指导。2019年至2021年间，Zhiting S.在北京多次对一名女性下药性侵并拍摄照片，而这名女性是他的未婚妻。
5月20日的庭审多次中断。Zhiting S.和代理律师多次对法庭的资料提出异议，理由包括“翻译有误”。原计划出庭做证的那位未婚妻，最终行使了拒绝做证权，没有出现。
柏林地方法院发言人莫里茨·莱曼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由于部分案件发生在北京，居住在德国境外的受害者如果被德国法院传唤为证人，享有与德国证人相同的权利和获得法律援助的途径。但他也解释说，在德国法律体系中，只要双方存在婚约，即便尚未登记或举办婚礼，在法律上即被认定为“订婚人”。一旦这种关系确立，该证人自动获得无须说明理由的拒绝做证权。这意味着，即便这位证人在案卷中被列为潜在受害者，法庭也不能强迫她做证。
Zhiting S.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性侵犯、持有儿童色情制品、协助和教唆加重强奸及严重人身伤害。至今，他没有对任何一项指控做出回应。
旁听庭审的另一位华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玻璃隔间里的Zhiting S.始终面朝前方，时不时抬手示意口译员，也会探身与律师低声交谈，但他几乎不看旁听席上的女性。只在当天庭审结束、她们背对着他离开时，他才抬了一次头。
另一面
Zhiting S.背后，是以“德国老司机驾校”加密群组为核心的犯罪网络。根据柏林地方法院和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判决书等信息，该群组的管理者为张大鹏。
早在2020年，张大鹏在色情网站上大量观看（疑似）被麻醉女性遭受性侵害的视频后，决心将自青少年时期就存在的强奸幻想付诸实践。随后，他通过一个广告横幅，进入了一个Telegram聊天群。
现实生活中，张大鹏的另一面是“别人家的孩子”。2002年，他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2005年赴德留学，进入图宾根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最终获得信息技术硕士学位，并辅修工商管理。被捕前，他是世界著名跑车制造商英国路特斯汽车的信息技术部门经理。在领英资料中，他穿着西装，戴一副金边眼镜，外表斯文。
晓雯是张大鹏刚到德国不久后结识的密友。两人因约火锅成为“饭友”，慢慢熟络。在她眼中，张大鹏起初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但相处久了就会发现，他情商颇高，也很懂得照顾别人的情绪。在晓雯心里，他是一个“靠谱、值得信任的人”。
黛西对张大鹏的印象，更多停留在他的“体面”上。他拥有出色的教育履历和一份光鲜的工作，整个人看起来沉稳而体面。当时，他是当地一个摄影群的群主，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内容，大多与摄影和宠物猫有关。
众人眼中的“体面人”张大鹏，从2020年8月起，先后加入25个聊天群，群成员最多时达2316人。群内充斥着针对失去意识女性的性侵影像、下药教程、药物购买方式和作案经验。
张大鹏很快从学习者变成了实施者和组织者。2020年秋天，他首次通过网络订购药物。四个月后，他把这套方案用在了现实中的女性身上。在短短两个月内，他对一名曾帮他照顾宠物猫的女性朋友实施了四次下药、两次强奸及拍摄。此后，他的犯罪对象从朋友、同事扩展到通过租房信息接触的陌生女性。
张大鹏还开始在一个名为“客户服务”的群组中担任管理者。该群有32名成员，用于和购买麻醉药物的人交流。判决书写道，他自己也向其他成员出售麻醉药物，药物种类包括多种处方类镇静、催眠和麻醉药。
在这些群组中，张大鹏使用一套自创的暗语，将自己的罪行包装成一场“游戏”。受害者被称为“汽车”，施暴者被称为“司机”；实施性行为叫“开车”，好看的女性叫“豪车”；麻醉药叫“油”或“燃料”，失去意识的女性叫“死猪”，只剩一点知觉的叫“半死猪”。
直到2024年，德国不同城市陆续出现针对中国女性的性侵案件。受害者大多曾在小红书、微信群等中文社交平台发布转租、短租或看房信息。嫌疑人则伪装成女性租客、代女友看房的人，或临时送东西的“男性朋友”，进入她们的住所，再对她们实施侵害。
同年9月，德国黑森州刑事警察局以中文、英语和德语三种语言发布警情通告，提醒中国女性警惕一名疑似中国籍的连环强奸案嫌疑人。通告特别提到，在接待租房、看房或买房相关人员时，不要独自一人在场，最好让他人陪同。
犯罪链条逐渐浮出水面。同年11月14日，张大鹏像往常一样到公司上班时被警方抓获。警方随后在他家中查获5个外接硬盘和2个内置硬盘，从中发现17.6万份尚未删除的色情图片与影像文件。
第一次在新闻里看到张大鹏被捕的消息时，晓雯回忆说，她整个人都蒙了。“你很难把新闻里的那些罪名，和你曾经认识的那个真实的人联系在一起。”她开始变得很难再去信任别人，甚至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有罪，当初不应该替他担保，帮助他留在德国。
晓雯坦言，这些案件彻底改变了她：“我开始怀疑人性本身，会开始分不清，身边的人到底是人还是鬼。”她还曾去旁听张大鹏的庭审，“他全程黑着脸，甚至没有正眼看过我一次。”
判决书认为，张大鹏具有自恋型人格特征，称其在犯案期间，从未真正持续地担心过自己可能会被警方发现，“他常常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尤其是比警察更高明”。
“致命药物”
在这些群组中，张大鹏自诩为“用药专家”。他会精确地给出剂量建议，比如“体重约105磅的女性，到底需要几片‘三’”。
这又是一套关于药物的暗语。“三”指三唑仑，一种药效强劲的苯二氮䓬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短期严重失眠。他常用的药物还包括：“力水”指咪达唑仑，在医疗上是麻醉、镇静和急救的重要药物；“七”指七氟烷，一种吸入性全身麻醉药，通常用于手术室，可使患者完全失去意识和痛觉。尽管在中国和德国，这三类药物均被列为处方药，但在网络黑市中仍可通过非法渠道获取。
嫌犯使用的麻醉剂
2021年初，张大鹏将两至三片碾碎的三唑仑放入一位朋友的酒杯中，开始作案。接下来的五年里，他的药物组合不断升级：从单一的三唑仑，到三唑仑与咪达唑仑组合，再到用浸了七氟烷的湿布捂住受害人口鼻。到2024年初，他已完整使用“三件套”，即这三种药物的组合。
一位三甲医院麻醉科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七氟烷、咪达唑仑和三唑仑这三种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叠加使用时，会产生“1+1>2”的效果，显著增强对呼吸和循环系统的抑制，增加呼吸暂停甚至死亡的风险，并可能导致顺行性遗忘，即服药后无法形成新的长期记忆。
柏林性暴力受害者保护机构LARA的心理学家夏洛特·赫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种“记忆缺失”会让受害者感到“没有机会反抗”，她们可能会进入“冻结模式”，变得麻木并放弃抵抗。
在张大鹏案中，判决书记录了一名受害者的遭遇：她的女儿仅11个月大时，她就在女儿身边被张大鹏迷奸。直到张大鹏被捕、警方从他的硬盘中提取出相关影像，她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曾经历过什么。此后，她陷入极度羞耻与自责，不敢拆开任何信件，长期受严重失眠所困。她在法庭上陈述：“我确信，我的生活状态再也回不去了。”
在司法实践中，“不记得”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学博士贺颖昕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这类案件的受害者常因无法提供“符合司法标准”的完整陈述而面临维权困境。
劳拉也正面临这样的困境。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分享了自己的遭遇。2024年秋天，她与一位留学归来的中国男生确立恋爱关系。第一次发生关系时，她几乎丧失了意识，事后对方辩称，可能是“店家在酒里下药”。
2025年5月，她在对方手机里发现大量自己熟睡时的裸照和私密视频，当即报警。警察面前，对方亲口承认偷拍和传播，但随即抢走手机删除了所有影像证据，之后改口称照片是“网上随便保存的”。巨大的刺激让她出现了严重的幻听、幻觉和自杀倾向。
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在量刑时，也对谋杀未遂的指控作出了专门评价。判决书显示，对于2022年7月18日、2024年1月9日、2024年8月23日和2024年9月1日的犯罪，因被告人张大鹏在被害人深度无意识且无自救可能的情况下离开现场，对被害人的死活漠不关心，法院认定谋杀未遂成立。
同样的谋杀未遂指控，也出现在蒋中懿案的判决中。根据慕尼黑地方法院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判决书，蒋中懿是慕尼黑工业大学机器人学硕士研究生，于2023年赴德留学。2024年2月，他与同住一栋公寓楼的中国籍女性受害者建立恋爱关系。在2024年2月至12月间，他对受害人实施了至少七起犯罪行为，每次作案均以“药物麻醉+性侵+拍摄”的固定流程展开。
其中一次性侵过程中，蒋中懿使用了包括咪达唑仑、七氟烷在内的至少三种药物，并对受害人至少反复六次用药以维持麻醉。受害人两度因药物过量出现呼吸停顿，他不仅未施救，反而追加药物、继续施暴。
法院认定，被告人明知其使用的药物剂量已足以致命，却仍放任这种危险结果的发生。主审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在庭上说：“被害人没有死亡，靠的只是运气。”
“全新的法律领域”
对蒋中懿宣判时，主审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强调：“我们正踏入一片全新的法律领域。”他们之所以审理了这么久，一再回顾作案视频，正是因为缺乏联邦最高法院的指导意见，也没有任何参审法庭曾审理过此类案件。他指出，此类犯罪往往难以定罪，尤其是在受害者对事件毫无记忆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些行为极其严重，极其专业，并且蔑视人性和女性。”
2026年4月14日，蒋中懿因两项谋杀未遂、七项特别严重强奸、危险身体伤害及通过影像侵犯隐私等多项罪名，被判处11年3个月监禁。法院同时保留判决生效后启动预防性羁押的可能性。
张大鹏在法兰克福的判决比蒋中懿更早。2026年2月6日，他被判处14年监禁，并附加预防性羁押。
贺颖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德国刑事制裁实行双轨制：一是惩罚已犯下的罪行，二是防止未发生的危险。当法院决定适用或保留预防性羁押时，意味着被告在服完常规刑期后，若法院认定其对公众仍具有高度危险性，可以继续被羁押。在定期审查的基础上，这种羁押理论上甚至可以无限期延续。
而面对数字时代的系统性性暴力，德国司法部也正在展开新的立法行动。2026年4月，就在此类案件相继审理的同时，德国联邦司法部推出了《反数字暴力法》草案，旨在加强对亲密影像传播、深度伪造等数字暴力的刑事规制。
在Zhiting S.案开庭审理之际，2026年5月，德国联邦内阁又通过了一项法律草案，加重对使用“迷奸药”实施强奸罪的处罚。根据该草案，相关罪行的最低刑期将从现行的3年提高至5年。
“使用迷奸药实施的强奸尤其阴险和危险，受害者往往没有机会察觉并抵御侵害。这是一种特别恶劣的性暴力形式。”德国联邦司法部长斯特凡妮·胡比希在草案通过后表示，“刑法必须对此作出严厉回应”。
柏林地方法院发言人莫里茨·莱曼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Zhiting S.案预计最早于2026年6月24日宣判。
（文中黛西、晓雯和劳拉为化名，应柏林地方法院要求，Zhiting S.和Tong Z.的身份信息参照法律文本进行了处理）
记者：郑立颖
（murielzheng@gmail.com）
编辑：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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